新加坡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其移民政策主要是为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并且随着不同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即时调整。自1819年开埠以来，新加坡移民政策几经变化，但新加坡的移民进程却从未停止。

　　新加坡移民政策受到国情、人口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以及新加坡本土民众对移民的态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纵观新加坡移民政策的演变历程，根据不同时期移民政策的价值取向可划分为五个阶段：自由移民时期、限制移民时期、选择移民时期、积极移民时期和适度限制移民时期。作许可签证签发很严格，数量很少。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由于失业率急速攀升，本地居民对移民的不满开始增强，因此，政府设立了更为严格的外国人居留资格审核标准，尤其控制低技能外国劳工的进入。

　　（一）自由移民时期（1819年—1928年）

　　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伊始，为了吸引劳动力，英国殖民当局对新加坡实行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毫无限制。1873年英国殖民政府颁布了第一部移民法《华人移民条例》，提出移民要注册，不能强迫签署合同或建立非法接待站。因被认为违反自由移民原则遭到欧洲商人、立法会议和英文报刊的反对，法律没有得到切实执行。但是因为19世纪后期新加坡的经济繁荣和马来锡矿对劳动力的需求，贩运苦力和虐待劳工到了泛滥的程度，殖民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对移民的管理。1877年华民护卫司署成立，当年通过了新的《华人移民条例》和《诱骗条例》，实际上是对《华人移民条例》的重新确认。19世纪末新加坡人口激增，当局开始考虑对移民进行控制，针对华人外不同来源地移民的移民法律相继出台，如针对印度移民的1907年《泰米尔移民基金条例》，以及针对马来移民的1909年《荷属东印度劳工保护条例》。

　　（二）限制移民时期（1928年—1975年）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自由移民时期，随着1928年英国殖民地政府通过《移民入境限制条例》转变为限制移民时期。法律为华人男性移民设定了每月配额，每月配额在1932年扩大到包括所有非英国或受英国保护国的移民。由于《移民入境限制条例》仅仅预防移民的入境，而对已经入境的移民则无能为力，因此1933年《外国人条例》取代了该法律。《外国人条例》是新加坡第一部全面对移民进行限制的法律，法律对外国移民实行配额制，女性和儿童不受限制可自由移民，希望以此鼓励女性移民，但当时申请移民的仍然以男性为主。针对已经入境新加坡的移民，为了保持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准和就业机会，从《外国人条例》开始，新加坡当局对外国移民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二战结束后，1948年新加坡启用殖民地人口登记制，超过12岁且没有英国直辖殖民地身份证的人在新加坡停留的时间不得超过30天。1953年8月1日起新加坡实施《移民条例》，规定只有英国公民、马来亚联邦公民和特定人群可以自由进入新加坡，在新加坡停留时间超过14天的外国公民必须向外国人登记处报告。法律规定只允许那些能够为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外国人入境。为了确保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水平，无专业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移民被停止。但战后经济恢复需要技术工人，专业技能移民会被优先考虑。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后，移民问题移交自治政府管辖，移民限制更加严格，当年自治政府颁布若干项新法律限制移民，最大的变化针对留居在原籍的移民妻儿。1959年《禁止移民法》规定，从1959年9月1日起禁止非新加坡公民的妻儿移民新加坡。即使是新加坡公民，如果与在国外的妻儿分开时间超过5年，其妻子也被禁止移民新加坡，但其15岁以下的子女允许移民。这一时期，新加坡严格限制移民，移民以本国公民的妻儿家庭团聚为主。但是新加坡公民对政府移民政策和外来移民的不满情绪依然持续发酵，这种情绪最终在2011年大选和2013年《人口政策白皮书》的发布这两件事上爆发。

　　在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虽保住了执政党的地位，但得票率却从2006年的66.6%下降到60.1%，是1965年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最低点。2013年新加坡《人口政策白皮书》的发布，将新加坡本地民众对移民政策的不满情绪推向了顶点。白皮书提出，为维持人口增长及竞争力，未来将每年输入1.5万至2.5万名新移民，令外来人口比例在2030年增至接近五成，本地人口则由目前62%降至55%。未来17年内增加30%的人口，目标在2020年将整体人口提升至600万，并于2030年达到650万至690万水平。为实现此目标，除每年引入新移民外，还会批准3万名外国人成为永久居民，以从中挑选合适人选成为公民。白皮书发布后，引发了新加坡民众“规模罕见”的抗议浪潮，甚至有公众要求人民行动党下台。

　　新加坡国会连续5天就该白皮书进行激烈辩论，最后通过了修订版的白皮书，删去了“人口政策”字眼，并标明是“人口预测”，以此来安抚民众。此后，为了保持社会的政治凝聚力，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缩移民的政策。新加坡政府推出“新加坡人优先”的政策，适度收紧引进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政策，提高移民门槛，并制定更严格的家庭成员团聚条件。2014年8月之后，申请工作准证的公司必须在由劳动力发展局运营的工作就业网站上向新加坡本地人进行至少14天的空缺职位通告。外籍人才流向新加坡的速度在2011年达到高峰，但是在实施这些举措之后放缓。虽然新加坡引入外籍人才的步伐放慢，但是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和社会经济朝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要求，新加坡的国际人才政策和制度并未根本改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新加坡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进一步增加了当地人的就业担忧，新加坡随之微幅收紧整体移民政策。但是，新加坡继续引进高技能和创新的外国人才的大方针没有变，只是随着经济形势、国内民意和本国公民就业形势的发展变化适度限制移民。

　　（三）选择移民时期（1975年—1991年）

　　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新加坡本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新加坡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政府逐渐放宽对外来劳工的限制，并设立了针对外来劳工引入的工作证制度和外国劳工就业署。新加坡政府1975年颁布《外国劳工就业法》，开始改变移民策略，放松移民限制，进一步完善外来劳工管理体系与选择性移民制度。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外国专业人才和外国劳工所占比例开始不断上升，新加坡作为移民目的地开始进入各国专业人才的视野。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就推行多项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总生育率仍持续下滑。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新加坡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更替危机，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十分突出，急迫需要引进国外新移民。1986年10月4日，新加坡政府宣布放宽其移民和公民政策。1988年新加坡成立移民事务委员会，并于当年推出“杰出企业家、专业人士计划”，通过授

　　予永久居留证来鼓励高素质人才从中国香港迁移至新加坡，这项计划的范围后来被进一步扩展至全球专业人才。新加坡同时也采取措施降低这些外籍人才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门槛。

　　（四）积极移民时期（1991年—2009年）

　　持续不利的人口发展趋势使得新加坡政府必须引进外国劳动力来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国内劳动力也开始无法满足金融、IT以及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些产业的兴起导致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但是由于人口规模小和低出生率，国内人才的数量无法满足人力市场的需求。再者由于许多年轻的国内人才决定到国外寻求就业机会，加剧了国内人才短缺的局势。自20世纪90年代起，新加坡制定了大量旨在吸引外籍人才的积极移民政策。1991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资助设立国际人力资源项目。之后，1995年新加坡总理公署成立外籍人才单位。同时，政府也重新规划了劳工部的职责，并更名为人力部。相对于原本的劳工部的职责只局限于低技术工人的行政管理，现在的人力部负责管理包括高技能人才在内的所有外国劳动力。1998年，新加坡通过工作准证制度建立了管理高技能移民和专业人士的制度框架。同年，针对发展和实施国家高素质专业人才吸引战略，政府设立新加坡人才招聘委员会。作为这个任务的一部分，新加坡人才招募计划负责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高技能人力资源汇聚的全球中心。自1997年起，新加坡依次制定了“外来人才政策”“再造新加坡计划”等吸引全球人才的开放政策，制定了将新加坡打造成“人才之家”的国家战略。1999年，新加坡公布《人力21世纪：一个人才都市的远景》战略规划，正式将“把新加坡打造成人才之都”提上议程，该规划提出六大战略方向，旨在建立创业环境良好、人才得其所用、企业与人才可以便捷对接的国际化人才大都市。这一时期，政府积极主动实施各种外籍人才引进政策，并尽可能减少对跨国公司管理者、外国专家学者及其他外籍人才赴新加坡工作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障碍。20世纪末期，受全球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新加坡经济开始全面向知识经济转型。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新加坡政府在人才引进上倾向于吸引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以填补银行业和金融等服务行业、IT、生物科技和教育等领域的职位。

　　（五）适度限制移民时期（2009年至今）

　　进入21世纪后，大量移民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撑，但随着近年来新加坡经济增速放缓，外来移民的增多使得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如就业机会竞争加剧、贫富差距扩大、房价过高、交通拥堵等。因此，反移民和反外来劳工的情绪在新加坡本土社会日益加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新加坡经济下滑与失业率上升，减缓了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在此背景下，自2009年底开始，新加坡政府宣布适度收紧移民政策。申请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和公民需要通过整体框架的评估，该框架会考虑申请者与新加坡居民的家庭关系、申请者的经济贡献、申请资格、年龄和家庭档案等因素来评定申请者是否有能力在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融入新加坡社会，以及他是否愿意承诺扎根于新加坡。